傳教士對近代華人的影響                          導師 : 李廣程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宋尚節 （1901-1944）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倪柝聲 （1903 -1972）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神裡面他們被稱為義的人，以生命影響生命，撒下許許多多的福音種子。他們作工雖不肯定未來有多少收穫，但只要能彰顯基督的愛、能讓天國天天增長的事，他們都去作。如箴言所言：「……撒義種的，得實在的果效。恆心為義的，必得生命。」我們接過宣教的火炬不再只作海綿，一味的吸，還要作行道者、作福音的工人、作一個活生生的香囊，散發基督的香氣。 一個一個熱愛中國人的宣教士，完全的捨棄和委身，對華人的愛是何等深厚，對實踐主使命、傳揚天國福音的熱誠，如母親育養孩子般，是毫不計較代價。部份來華宣教士的火生生不息地傳開，一方面傳教，另一方面提供教育和醫療等各種社會服務，把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引進香港，使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成為今天中西文化交匯的大城市。

 

馬禮遜來華傳教的經過馬禮遜是第一位更正教到中國的傳教士。他面臨的環境，對傳教來說，是十分艱辛的。在馬禮遜之前，亦曾有過一些人呼籲到中國傳教，不過直到十九世紀，才有馬禮遜的直接行動。馬禮遜於1805 年，跟隨旅居倫敦的廣東橋商楊三德學習華語，為來華作好準備。 清廷自706 年康熙禁止天主教傳教以來，外國傳教人士不准進入中國內地。而當時壟斷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屬下的船隻，亦因利之所在，不願載傳教士東來，所以馬氏為來中國，須先赴美國，然後由紐約乘船來華。他在1807 年9 月4 日到達澳門，三天後抵達廣州，開始研習中文，內容包括中國語言，宗教、哲學、醫藥、法律和歷史。對馬氏在中國語言文學字方面相當有恩賜。

 

1810 年，馬氏繙譯並雇人刻印了《使徒行傳》，次年又繙譯了《路加福音》。1813 年又繙譯印制了《新約》，又在倫敦會派來的第二位宣教士米憐的協助下，譯完了《舊約》，馬氏又將這部中文聖經命名為《神天聖書》；《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木》（1811）、《問答淺注耶穌救法》（1812）、《養心神詩》（1818）、《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1832）等。同時，他亦編著了《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及華英字典」等書，促進中西文法交流。不過，由於清廷曾禁洋人秘密印制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因此，馬氏在印刷書籍一事上，遭遇到極大困難。馬氏只好每次返回澳門，才秘密印刷書籍。他了解到難以直接宣揚福音，只有藉派發印制品來傳教。 馬氏一直希望能夠盡力在中國傳教，不過一直受到限制。1808 年時，只能向他的雇員讀《聖經》，使他的私人教師和僕人和他一起禱告，講道的聽眾只有一人或兩三個人。直至1814 年，才有第一個中國人，蔡高願意受洗。後來蔡高的哥哥及弟弟又先後信主。後期雕版工人梁發於1816 年在馬六甲由米憐為他受洗。梁發信主後奮力佈道，撰寫福音單張。

 

1823 年馬氏選擇梁發在自己回國期間，負責廣州、澳門的傳教工作，並行了按手聖禮，這樣梁發就成為了第一個中國牧師。1826 年，馬氏再度到中國傳教。 在馬氏的倡導下，1818 年在馬六甲興建了英華書院，米憐為校長。既向東來的歐洲人講授中文，也同時教授當地華人子弟英文。1834 年，馬氏因病去世，經年52 歲，葬於澳門。他的兩個兒子馬儒翰、馬理生也定居中國。 馬禮遜在中國傳教多年，對當時社會有著不少貢獻。首先，馬氏欲聯合基督教各宗派，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派別的基督教，開基督各派合一之先河。他在中國禁傳教的情況下，艱辛地工作了廿七年，卒能打好基督教在華的基礎，可謂到達到「己欲達而達人」，「非爾役人，不役於人」及「愛戈如己」的基督精神，使後來的傳教者，聞風繼起。自816-1839 年間，自歐美各地相繼來華傳教的有麥教思、裨治文、衛三畏、理雅各等。他亦成功創立教會，讓更多中國人認識基督教，由初期只有蔡高一人受洗，到後期愈來愈多人相信基督教。到1930 年代，基督 徒的數目增至400000 人。教堂的數目亦增至19231 所。可見馬禮遜的努力，為中國奠下了基督教的根基，令中國人對基督教有所接觸。 馬氏在歐洲提倡研究中文，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溝通中西文化。他的中文成就，可說是歐洲漢學家的第一人。

 

他完成第一部中文的《新舊約聖經》、《華英字典》及多種繙譯工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有著重大貢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可見馬禮遜貢獻之大。另外，理雅各博士之繼起繙譯《四書》為英文，並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後來成為漢學家者亦輩出。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美國的裨治文、衛三畏等皆有直接或簡接地受其影響，於中西文化交流有莫大貢獻。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刊印傳教的書籍及紹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大影響。 馬氏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傳教之準備，為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來香港，為香港及近代中國培養了不少人少。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之燕京大學及聖金會的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對於我國近代社會、文化及科學，有莫大之貢獻。

 

到1875 年左右，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所開辦的學校約有350 所，學生有6000 人。同時，留學到外國的風氣漸漸開始，最初的留學生為馬禮遜學堂的三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黃勝。對於教育方面，有助作育英才，馬禮遜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努力，貢獻甚大。 另外，馬氏的助手梁發努力編印各種傳教小冊子，每逢鄉試時就乘機派發赴考的生員，受其影響最大的為廣東花縣的洪秀全。洪氏赴廣州應失敗後，在歸途中得到這種小冊子—《勸世良言》。他歸去後，經過研究，大受感動，創立了「拜上帝會」，最後引發了太平天國事件。太平天國的制度、發起，都是間接因為傳教而產生的，沒有基督教、馬禮遜的傳教，就沒有太平天國事件。所以馬禮遜的傳教簡接促成拜上帝會的成立及太平天國事件。總括而言，馬禮遜於中國的傳教，命途多阻。但他不遺餘力的努力，令到基督教得以宣揚。同時，對中國有著不少的影響。 馬禮遜生平馬禮遜不畏艱難, 歷大半年, 環繞地 球大半個圈, 來到語言、文化、風俗, 完全異於本身, 神秘而叫人心生畏懼 的中國。又看到他如何依靠神, 強忍一切從外、從內而來的壓迫與阻難, 完成 聖經的翻譯。更看到他立志要在事奉崗位上盡忠,直到見主面。這種愛神、 愛人的悲壯情操, 叫人肅然起敬。

 

馬禮遜出生的時候, 正是英國致力開拓航運、土地和貿易的時代。東方大國是 中國, 這個國家有著當世先進的文明, 其語言、文化及風俗不易為西方所認識, 其皇室及官吏對外排斥而自滿自大。 那也是一個冒險的年代, 充滿著機會。馬禮遜一七八二年生於英國那 森伯蘭郡 (Northumberland), 父親則來自北方的蘇格蘭。馬禮遜出生後的第 二年, 英國承認美國獨立。 馬禮遜的雙親均是敬虔的基督徒，但少年時候的他，放任妄為，幾誤入 岐途。重生得救後, 他勤讀聖經, 參加聚會, 探訪病人。十七歲時有機會閱讀 當時兩份有影響力的宣教雜誌，內心萌生到海外傳教的渴望，只是他是八兄 弟姊妹中最幼，母親最為寵愛, 所以於母親去世後，才正式向學院申請入學準備加入宣教士行列。一八零四年，他申請加入倫敦傳教會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很快便獲得接納。馬禮遜本想加入一個非洲宣教隊伍，這團體 卻在途中遇險，馬禮遜幸免於禍，其後又有多項印證，指出神是要把他安排 到中國。惡劣的傳福音環境當時已有一些有遠見的人, 看出有需要將聖經翻譯成為中文, 因為在 東方的中國和南洋一帶都有龐大需要。只是一年過一年, 形形式式的阻難, 使這個計劃被擱置下來。當時有一個看法, 需要有一個在中國工作的傳 教士, 以當地的語文翻譯聖經。在那一個年代, 中文對西方人來說幾乎是 無法學會的文字。 馬禮遜已接受了到中國的挑戰。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到中國去。當時, 中英 貿易是由東印度公司專利, 因利益關係, 該公司絕不願意用旗下船隻, 接載宣教士到中國, 因為中國不歡迎宣教士, 也不許洋人在中國傳教。馬禮遜 唯有取道美國,轉乘中立國船隻, 環繞大半個地球才能到達中國, 而這行程 亦要花上九個月。他於一八零七年九月扺達廣州, 時為清嘉慶十二年, 當時 馬禮遜是二十五歲。

 

馬禮遜是第一個「更正教」宣教士踏足中國地土。當時, 中國政府對外 人行使許多嚴苛的規條, 外國人只許留在特定的地方, 即廣州城外珠江北岸 一小塊區域, 在那裡除英國外, 還有美國和荷蘭共十三個洋行。廣州有街名 「十三行」即是這些洋行的遺址。洋行雇員的女眷亦不許住在廣州, 外 商只好將家眷安置在當時中葡共管的澳門, 但進出澳門都要繳納苛重的人頭 稅。外人又不許學習中文, 違者學生和老師都會被定罪。在此排外的心理下 , 傳福音更是嚴格禁止。東印度公司除不許員工傳福音外, 亦不許馬禮遜為 公司員工舉行崇拜, 唯恐被人誤會舉行非英國國教的禮儀。 澳門亦非更正教宣教士可居留之地, 要在當地傳福音, 或翻譯聖經, 往往受天主教教士嚴加阻難。從這些背景可知, 當時的馬禮遜希望在中國宣 教, 是如何難以起步。雖說中國政府嚴禁洋人學習中文, 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馬禮遜聘得 兩位天主教徒教授中文, 中文藏書亦很快累積至一千二百多本。不過, 向中 國人傳福音,則難之又難。馬禮遜生活檢樸, 他的同工米憐 (William Milne) 牧師曾寫道:「其始, 他吃中國飯菜, 與他的中文教師並食。他的生活方式異常檢樸。晚上所用的 燈祇是一盞瓦製的油燈, 而另以一本厚書樹立燈旁藉以遮風。......他留長 指甲, 一如中國人。他腦後垂辮, 每食則用筷子。他穿上中國式的長袍和厚 鞋底, 在洋行區街道上行走。」轉捩點一八零九年二月二十日, 這是一個大喜之日, 因這一天他與住在澳門 的瑪麗小姐結婚, 同日他接受了東印度公司聘請他為翻譯員的聘書, 這意味 著馬禮遜從此可以明正言順在廣州居留。當然, 同時受聘於差會及東印度 公司, 身份角色衝突, 容易受猜疑, 馬禮遜已有心理準備, 但為了留在中國, 完成使命, 他唯有應聘。馬禮遜夫人體弱多病, 但因為是家眷, 只好留在澳門。

 

馬禮遜雖然結 婚生子, 但他一生在華, 大部分時間都要忍受孤寂, 好像無親無顧一般。稍後他加入 東印度公司果然受到差會的質疑, 馬禮遜唯有去信差會釋疑。他說: 「我曾經 將我受聘的種種理由奉告:

 

(一) 令我可以安全留居此地 (得公司名義之掩護 );

(二) 此職務大有助益於學習中文;

(三) 所得薪金可以減輕英 國教會關於我們傳教工作之經濟負擔;

(四) 也許可以令東印度公司的董事 們不再仇視傳教士, 因為傳教士現正為公司服務。

 

在實際工作上, 馬禮遜要忍受另一個煩惱, 就是傳教與世俗工作在時間 分配上的衝突。翻譯聖經是首要任務, 他亦努力編寫介紹信仰的小冊子和單 張。在東印度公司的工作則不單繁重, 且因與清廷交涉, 往往非常 令人沮喪。此外, 馬禮遜又要負責編寫一本《華英字典》, 為使西 方人學習中文, 他亦著意寫了一些有關中文文法的書籍, 所費心神, 實在不少。然而這位被人形容為「嚴肅又毫無幽默感」的宣教士, 像個鐵人一般, 勤 奮埋首工作, 每日十多小時, 漸漸受到本地人愛戴, 稱他為「馬老師」。 不過, 馬禮遜心感「一心事二主」之難, 盼望一方面能有同工, 另方面可以 到南洋一個較自由傳福音的地方事奉。 主聽了他的禱告, 一八一三年米憐牧師和夫人安扺澳門, 從此成為馬 禮遜生活上、工作上和屬靈上的知己好友。由於澳門禁止米憐牧師居住, 馬 禮遜於是差遣他們往南洋一帶, 順道攜帶翻譯好的新約聖經二千本、《真 道問答》五千本及宣道小冊一萬本, 在華僑間散發, 並尋覓適合作宣 教總部的地點。米憐夫婦後來在馬六甲建立了馬禮遜多年來希望建立的 「恆河外傳教會」。該會在馬六甲、爪哇、安保拿、檳榔嶼及新加坡一帶, 均幹了很有價值的福音工作, 參與其事的宣教士, 在中國近代宣教史上均 是有名的人物。 在馬禮遜的倡議下, 米憐在馬六甲又創建了英華書院, 自任首任院長; 書院興辦印刷業務, 出版傳教期刊和書籍, 在傳教及培訓人才方面, 都打開了新的局面。馬禮遜一心只希望中國人信主, 印刷書刊只被視為一種有效的傳教工具 , 絕沒想到他對中國近代的報刊及印刷業, 起了發揚及推動的力量。馬六甲 的傳教基地出版了基督教第一份刊物《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 (The Chinese MonthlyMagazine), 米憐創辦, 以報紙形式出版, 是中國近 代報業中的先驅。馬、米二人又自資出版了英文刊物《中印拾遺》 (Indo-Chinese Gleaner), 在歐洲發行, 介紹中國、南洋一帶的福音需要, 該報在歐洲甚具好評。馬氏在澳門亦自行出版不定期護教刊物, 此外, 他 又曾擔任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志乘》的撰述員, 其實是副編輯, 在他 的專欄內傳福音、論述宗教道德, 甚至言論自由。該報的創辦人是麥迪遜 (James Matheson), 該報後來遷到香港出版。 英國差會原意是希望傳教士在中國居住, 更深認識當地文字, 在那裡翻 譯聖經。豈料, 當馬禮遜翻譯聖經時, 遠在印度的宣教士麻師曼亦開始邊學 中文、邊翻譯中文聖經。馬禮遜獲悉後, 非常不快, 覺得他在中國的工作較 為合理, 於是多次去信與印度方面討論, 均無回覆, 令馬禮遜忐忑不安。就 是這樣, 翻譯競賽,便繼續下去。麻氏花了十多年時間, 一八二二在印度完 成全部聖經, 翌年由其子送交英國聖書公會。 馬禮遜的聖經於一八一九年 完成, 還需全本細心修飾, 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付梓, 翌年由他自己親自送交 聖書公會。在時間的競賽上, 馬禮遜是落後了, 然而, 經當時少有認識中文的人定奪 , 決定馬禮遜的譯本較好。麻氏的兒子後來講述其父亦說, 這譯本的價值大概 祇可作為他 (麻氏) 的傳教熱誠與從事文字工作的堅心毅力之紀念品。 馬禮遜於一八一三年印好新約聖經, 由於工作實在繁忙, 少部份舊約 聖經由米憐幫忙翻譯,全書是以當時通行的《三國志》所採用的淺白通順 文言文體裁寫成。 艱難的腳步一八一四年, 馬禮遜終於有第一顆「福音果子」 , 幫忙印刷新約的工人蔡高, 由馬禮遜施洗成為第一位更正教的基督徒。 約十年後, 他又在馬六甲為梁發按手,使他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牧師。

 

馬禮遜來華傳教, 由於家眷不能留在廣州, 所以經常要受分離之苦, 沒有 家庭生活, 不但寂寞且經常要擔心妻兒的情況。他的第一個兒子, 出生後 不久即在澳門去世。妻子瑪麗體弱多病, 所以有六年時間, 她要攜同兩名子 女回英養病; 一八一二年, 她返到馬禮遜身邊後未幾即與世長辭。再過不久, 其好友米憐亦逝世, 這是一個極艱難的時刻, 因為他不但喪失了 知己,也失去了同工。 一八二四年, 馬禮遜來華十六年, 卒得回國, 其力作《華英字典》亦 已印好。返抵祖國後, 他馬上將印好的中文聖經送呈聖書公會, 又獲英皇 喬治四世接見,更獲選為皇家學會成員。在英國兩年, 馬禮遜推動設立東方語文學校, 由社會名流贊助資金。 他又提倡組織婦女傳教工作促進會, 差 派未婚婦女到外地宣教。馬禮遜亦不時演講關於中國問題, 及教授中 文。他奔走南北, 僕僕風塵, 以口以筆為中國的傳教事業呼籲, 向各傳教 會陳議, 盼望克服英人對向華人傳福音之事的冷淡及無知。後來雖然未能 達成目的而難免失望, 但已獲得一般青年人認同, 紛紛在全國各處組織社 團, 協助馬六甲的英華書院發展。 同年十一月, 馬禮遜與艾思莊女士在利物浦結婚, 在家中又為《 傳道雜誌》和《中國雜誌》撰寫文章, 後者是馬禮遜自己發行與編輯的。一八二六年馬氏舉家返華, 馬禮遜繼續為東印度公司工作。至此, 馬禮 遜已獨自在中國傳教逾二十年。馬禮遜知道東印度公司一日享有對華貿易的專利, 英國的宣教士都不能來華, 於是他便寫信給美國公理會的國外傳教會, 呼籲他們 差派宣教士到中國來。也許神的時間亦到, 要增派祂的僕人來華, 在馬禮遜寫信 的前數星期, 該會已在紐約開會, 並捐募了一筆鉅款以備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再後來,美國的差會差派了裨治文及雅比理 兩位牧師到華, 他們在中國都各有卓著的成就。 鞠躬盡粹五十二歲的馬禮遜身體已呈不支, 第二任太太六體弱多病, 必須 回國休養, 馬禮遜雖然依依不捨, 彷彿知道這分離將會是永別, 亦決定送妻 兒回國, 自己和大兒子儒翰則留在中國。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 馬禮遜終因 久病而離世, 死前仍不肯放棄工作。他的遺體與元配妻子同葬於澳門。

 

時至今日, 馬禮遜所譯的中文聖經, 甚至《華英字典》已為更好的 版本所取代,不過他的成就是獨特的, 因為這位先鋒人物出生於一個不平凡 的年代, 死時亦是一個重要年代的結束, 可算十分戲劇性。東印度公司的對華 貿易專利, 剛巧於他逝世之前結束, 接著而來的是鴉片戰爭, 強行打開中國 的門戶, 宣教士得以在多個城市自由傳教。自此, 好像馬禮遜這樣, 是更 正教「在華唯一的傳教代表」這種事情, 絕無僅有。 繼他而來華的宣教士, 至此每人手中 都會有一本中文聖經, 或一些語文資料可以幫助學習中文, 不會像馬 禮遜一樣, 到中國前甚麼中文資料都沒有。而馬禮遜這位「開 山先祖」, 在中國及南洋一帶亦已打開了傳福音的「缺口」, 神所開的門, 沒有人能關上。 馬禮遜認為辦學傳教既可傳播信仰，又可宣揚西方文化和知識。1818 年，馬禮遜在馬六甲籌建了英華書院，由米憐作校長，同時兼收歐洲籍和當地的華裔學生。馬禮遜來華，揭開基督教在華人社會有規模辦學的第一步。他除把《聖經》譯成中文外，又寫了不少佈道的作品；還用英文寫成《漢語文法入門》和《廣東土語字匯》等書，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馬禮遜1834 年在廣州病逝，安葬澳門。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我沒有辦法忍受，當幾百位基督徒在一起享受主日敬拜的同時，在中國卻有幾百萬人正在滅亡！」

 

二○○五年六月三日，將是戴德生，一個在中國勞苦超過五十年的英國人，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當他還是個青年人的時候，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照估計，當時那廣大的地土只有大約三百五十位重生的信徒；到了他去世的時候，人數已超過了十七萬五千人。他所創立的傳道差會，也成了十九世紀最大的差會組織。 出生及家庭背景1832 年五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出生於詹姆士和阿米麗亞·泰勒（James & Amelia Taylor）在英國北約克郡（North Yorkshire）巴爾恩斯裏市（Barnsley）的家中。在他出生之前，他父親特別注意到，在出埃及記和民數記中所提到的，要將一切頭生的分別給主。他將自己對這些經節的感觸說給妻子聽，結果兩個人一同跪在主面前，將他們要來的寶貝孩子奉獻給主。小戴德生的健康情形是「柔弱的」（delicate），但他的父母並沒有因此而寵壞了他。他們養育小戴德生及他的妹妹們 ── 阿米麗亞（Amelia）及路易莎（Louisa），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因此他們反覆的傳輸、幫助他們，好建立良好的人格。每天早餐和下午茶之後，更是有父親所帶領的家庭敬拜。小戴德生也從那些常到他們家，與他們一同吃晚餐的客人身上學習到一些功課。這大概是小戴德生第一次聽到關於中國的事。當時教會在整體上對中國的態度是冷淡的，所以每當有人談到去國外傳道時，他總是感到無能為力，也時常發表意見。「他會這樣說：「為什麼我們不打發人去那裏？」這應該是我們目標，在那裏有那麼多的人群，滿了許多剛強、有智慧、及有學問的人。」（Taylor [1]，第52 頁）。

 

因著他脆弱的健康情形，他早期的教育大部分是在家中進行，由他母親自己教導。當戴德生十五歲時，他離開家到一間銀行作收銀員。做了九個月之後，他的眼睛過於紅腫，使得他必須辭職。也因著這些在外的日子，戴德生開始遠離與主有關的事，也開始對神產生懷疑。他在銀行的朋友們似乎樂意看他在這樣的情形裏，但那些愛他的人卻都很明顯的看出，戴德生是活在很可憐的光景中。於是他妹妹阿米麗亞開始每日三次為他禱告，直到他被帶進光中。雖然那時她才十三歲，但是她確實這樣做了，也記載在她的日記裏。戴德生的母親也同樣有負擔。有一天午後，她剛好出門在外，就用這個機會跪著，全人為她的兒子禱告。當她歡樂的站起來時，她已經有了把握，神答應了她的禱告。戴德生還不知道，自己是那麼多人迫切代禱的物件。有一天他走進了父親的書房，想要找一些能打發時間的書來讀。他拿起了一份單張，題目是：「起頭總會有許多的故事發生，結尾也會有關於此事的訓誡或寓言。我會選擇前者，讓那些喜歡後者的人選擇後者吧。」（Taylor [1]，第66 頁）。當他讀的時候，裏面被一句話摸著：「基督已完成祂的工作」。聖靈真是在那裏做工，光進來了，使他對救恩有了完全的把握，並且從未在他的一生中離開過。（Kane，第197 頁）。 戴德生經歷了救恩的喜樂。但接著而來的，卻是一段魂中死沉與退後的時間。禱告和查經成了一項枯乾的責任，而且他不一定會去做。罪的勢力不斷擾撓他，不久他發現，自己開始對試誘讓步了。就像羅馬書第七章裏的保羅一樣，他真是苦惱，呼求那位能拯救他的主。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戴德生向主應許，只要主為他的緣故做工，他就將自己全然交托與祂。他曾作見證：「我將永不會忘記，那時臨到我的感覺┅┅有一個聲音似乎在說，「你的禱告得到了答應，你的懇求被接受了。」從那時候起，主要我去中國的確認就從未離開過我。」（Taylor [1]，第78 頁）。

 

訓練與準備

在那個時候，中國迫切的需要醫藥傳道人，所以戴德生在英國東海岸的赫爾市（Hull）作醫療見習生，而後又在倫敦繼續學習醫科。他研讀醫藥及手術，同時學習中文、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戴德生也是在這個時期訓練自己倚靠神。他推論說，「當我抵達中國以後，我對任何人、事、物將沒有任何要求的權利；我唯一能要求的物件只有神自己。所以在我離開英國之前，我必須學習如何靠著禱告，藉著神來感動人，這一件何等重要的事！」（Tucker，第172 頁）。 他放棄一般舒適的生活，刻苦的操練自己。戴德生也是在赫爾市開始與普裏茅斯弟兄會運動（Plymouth Brethren movement ）中的弟兄們一同聚會。在這段時間裏，戴德生學到了許多屬靈的功課。有一次，有一位極貧窮的愛爾蘭工人請戴德生到家中，為他的妻子禱告。他的妻子已在垂死的邊緣，主要是因著生產和營養不良所造成的。當戴德生試著要為她禱告時，有一個明確的感覺臨到他，要他將自己口袋裏的半克朗（兩個半先令），也就是當時他身上所剩的全部給他們。他的內心開始掙扎，但是至終順服了，他很清楚這是主在他內心的催促。後來戴德生喜樂的得知她康復的消息，並且就在隔日接到一封意想不到的信，裏面附有一雙小山羊皮手套以及半金鎊（值二十先令，遠遠超過他所給那個愛爾蘭家庭的半克朗）。那封信上並沒有注明這份禮物是誰送的，但是戴德生心裏卻明白。他曾經告訴這個愛爾蘭家庭，神是可信靠的父，他所說的果然是真的！這是戴德生憑信心生活的一生中，許多功課中的第一課。 到達中國主後1853 年，當戴德生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在「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支持之下搭船來到中國。與家人離別時，他的母親特別的難過，因為很有可能戴德生再也回不了英國了。經過了六個月的航程之後，戴德生終於抵達了上海。戴德生是來到中國的第三代更正教傳教士。第一代其實主要只有一個人，就是羅伯特·莫里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2），他於1807 年來到中國。他的工作局限在廣東（香港）。他將新約聖經以及一些關於福音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當莫里遜去世的時候，在中國只有大約十位重生、受浸的信徒，但是福音的根基卻已經立下了！卡爾·古茲拉夫（Karl Gutzlaff, 1803～1851）是第二代傳教士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鼓勵之下，中國傳道會得以產生，也就是差遣戴德生到中國的機構。在1853 年之前，就是戴德生抵達中國以前，中國的信徒已經達到了三百五十位；但是，這也只占了中國三億八千萬人口中的百分之零點零零零零一！

 

起初的艱難時期

當戴德生抵達中國時，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正動盪著整個國家。上海正被圍攻，外國人所群居的地區也在危險之中。通貨膨脹使得商品價值大漲。因著內戰，傳教士能去的地區少而又少。光是每天的生活就已經是個爭戰了，而戴德生更是因著寂寞、獨居、缺乏經費而受苦。在一封早期寫給家人的信中，他寫到，「在家中你絕不會真正明白，到底什麼才是孤獨。雖然身處於人群中，但是每人都以好奇、輕蔑、懷疑、不悅的眼光來看你。這使得我學到了，什麼才是被人藐視與拒絕┅┅然而聖靈將耶穌的愛澆在你身上┅┅這是可寶貝的，這是值得我來這裏的原因。」 除了中國人對他明顯的懷疑與敵意，疾病與傳染病也十分令人憂心。傳教士的死亡率在當時相當的高。羅伯特·莫里遜（Robert Morrison）在中國的五十年間，兩百位男性傳教士中就有四十人死亡，有五十人的妻子因疾病死去（Steer，第159 頁）。戴德生必須在一個有天花、痢疾、肺炎、瘧疾、和肺結核等疾病的中國活下來。 接受中式服裝當戴德生離開靠港口的都市以後，他發現中國人對他西式的衣著比他所傳講的資訊更有興趣。在禱告尋求之後，他決定放棄西式的衣著，而穿中式的服裝；他甚至把頭髮剃光，除了後腦的一部分，好為著留辮子。戴德生的勸勉是，「讓我們在一切非罪惡的事上像中國人，好叫我們無論如何能救一些人。」威廉·玻恩斯（William C. Burns，賓為霖 1815～1868）當戴德生開始他在鄉間傳福音時，神為他預備了一位同伴，就是從蘇格蘭來的傳教士威廉·玻恩斯（William C. Burns, 賓為霖）。戴德生那時二十三歲，賓為霖四十歲。他們的相遇對於雙方都是一個祝福，因為他們兩人可說是「志趣相投的人」。他們一同在傳福音的事上勞苦有七個月之久。賓為霖注意到，戴德生在傳福音時因著中式服裝而受到熱情的歡迎，他學得很快，馬上照著這實行去做。對於這些日子裏，他們一同成為屬靈和勞苦的同伴，戴德生寫到，「我從未有過像賓為霖先生這樣的屬靈父親。這快樂的幾個月對我來說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樂及榮幸。他（賓為霖）對主話語的愛慕真是叫人喜樂，而他聖別、虔誠的生活，以及他不斷與神的聯結，更使得我們之間的交通滿足了我內心極深的渴慕。他對聖靈復興的經歷┅┅是最能教導人的，同時也是非常叫人受吸引┅┅他也常指出神在試煉中的目的┅┅特別是他對福音的看法┅┅像是種子一樣，在之後中國內地會結出了果子來。」（Taylor，第361, 381 頁）。 婚 姻大約在1857 年，戴德生搬到了寧波，在那裏遇見、愛上了馬利亞·戴爾（Maria Dyer），就是剛過世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道人撒母耳·戴爾（Samuel Dyer）的女兒。馬利亞和她的妹妹在寧波一所由歐德絲姊妹所管理的女子學院教書。歐德絲姊妹並不贊成戴德生追求馬利亞，也試著要阻止他們之間的交往。但是馬利亞的叔叔卻不這麼認為，所以在他的祝福之下，戴德生與馬利亞結婚了。當時戴德生二十六歲，馬利亞剛過二十一歲生日。路得·塔克（Ruth Tucker）這樣寫到，「馬利亞正是戴德生所需的妻子，好磨去他性格上粗糙的部分，並且幫助他集中在熱心與抱負上，所以從一開始，他們的婚姻就是一個真正的配搭的關係。」（Tucker，第179 頁）。 馬利亞成了戴德生不可或缺的好助手。當新的年青女傳教士到達時，馬利亞訓練她們熟悉中國的語言及文化，並且在傳道的工作上教導她們。他們夫婦共有八個孩子，但只有四個存活至成年。就在馬利亞剛生下第八個孩子之後，她死於1870 年，年僅三十三歲。戴德生與馬利亞的四個存活的孩子，至終都成了在中國的傳教士。 返回英國（1860～1866）到了1860 年，一直以來關閉的中國終於開放了：外國人能開始合法的旅行，傳道人的行動不再受到限制，而且中國人也能正式的信仰基督。但是正在這時候，戴德生的病情使得他必須帶著馬利亞與女兒葛麗絲（Gracie）回到英國。他在英國養病的期間完成了醫科的學業，並且修訂了用寧波話寫成的新約聖經。在那個時候，戴德生對於那些住在內地，福音傳不到的中國人越發有負擔。他將這個負擔寫在「中國屬靈需要及要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這本書裏，並且於1865 年出版。戴德生問這樣的問題，「當那裏有這麼多人正在滅亡，所有在英國的基督徒還能袖手旁觀，安穩的坐在那裏嗎？┅┅我們的主是怎麼教導我們的？祂不是讓那一隻羊迷失就算了，祂豈不是先將九十九隻放在一旁，好尋找那一隻嗎？但現在我們的情況正好相反，我們留在家中陪著那一隻羊，卻不注意那正在滅亡的九十九隻！」

 

戴德生的異象：

1865 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那時候，所有更正教的傳教機構加起來，在中國大約有九十位傳教士。為著那千千萬萬沒有基督而滅亡的中國人，戴德生非常心痛！但同時他又不忍將年青傳教士送到偏遠、隔絕的地區，因在那裏將面對傳染病、孤獨、敵意、甚至死亡。當他在英國海邊修養的時侯，他沒有辦法忍受，當幾百位基督徒在一起享受主日敬拜的同時，在中國卻有幾百萬人正在滅亡！有一天他獨自漫步在布萊頓（Brighton）的沙灘上，他將自己完全交托給神。「我將自己交給了主，好為著事奉祂。」他後來寫到，「所有的責任、所有的問題、所有的結果，都完全由祂承擔。作為祂的奴僕，我所要做的就是服從並跟隨祂。祂會帶領，祂會照顧，祂會引導我以及所有與我同工的人。」這一次與主之間決定性的交涉，開始了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成立。戴德生向主求二十四位工人，兩個兩個的到中國十一個內地省份，還有兩位去蒙古。兩天以後，他開了一個銀行帳戶，以中國內地會的名義存進了十英鎊。第一個目標：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 戴德生在他的聖經裏寫了這句話：「為二十四位有心又練達的工人禱告，於布萊頓，1865 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常受弟兄在說到這件事時，他有這樣的發表，「戴德生所看見的，到底能否被稱為今時代的異象，還有待討論。當然，廣大的中國的確需要福音的傳揚。從這角度來看，戴德生確實是領受了一個託付，這是一個異象。但這卻不一定是神為著今時代所預備的異象。」（李常受，Visionof the Age，第10 頁）。這或許比不上保羅在大馬色所見的異象，那的確是一個時代的異象；但是卻很像保羅的「馬其頓呼召」（徒十六9）。這一個「馬其頓的呼召」將福音帶進了歐洲，也可說是保羅大馬色異象的實際應用。在布萊頓的異象裏，戴德生把福音帶進了中國內地。向著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戴德生領會到，中國對傳福音者的需要，遠過於對學者和神學家的需要。這裏已經有足夠的地方給那些有許多他連得恩賜的人，好叫他們把自己擺在神的祭壇上。」戴德生寫到，「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片禾場是這樣的廣大，對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極大的需要。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 .，我不 需要你。若是有人只有一般人的能力和有限的裝備，我們不能阻止他在神的工作上盡他的功用。」這樣一來，戴德生將主的工作向工人階級、農夫、手藝工人、藝術家、和記帳員等人打開，也就是以往被傳統的宣教機構所拒絕的人（Austin，第6 頁）。戴德生向英國廣大的勞工階級中，那些將自己奉獻過的信徒敞開。但所有的志願者都需要受過一些英語教育。中國內地會強調屬靈過於教育和社會階層，在這一點上，戴德生是一個革新的人。他向著那些只有一他連得的肢體開門，也避免了與其他傳道組織的「爭執」。在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1866 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批傳教士搭乘茂密爾號（Lammermuir）輪船往中國去，其中包括戴德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十六位年青的傳教士（六名男子與十名女子）。他們將要和五位已經在中國與戴德生同工的傳教士一起服事。因著意識到自己是「絕對的軟弱」，戴德生寫到，「面前這廣大的工作，我們應該感到不知所措才對，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們的不足，反而成了我們支取祂應許的權利，就是「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軟弱中得以完全。」」他們在航程中經歷了颱風，四個月後到達上海時，輪船已是滿目瘡痍了。就算抵達了，難處還是不停止的到來，然而主是他們的供應。特別是戴德生，他的確是倚靠主。他寫信給他的妹妹時這樣說，「我們的信心要怎樣才能增加呢？只有靠著思想耶穌，祂一切的所是，以及祂為著我們的所是：祂的生命、祂的死、祂的工作、祂在話裏向所我們啟示祂的自己，這要成為我們不斷思想的主題。不是去努力得著信心，或是想增加信心；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望斷於祂，這就足夠了。」（Taylor[2]，第172 頁）。

 

喬治·幕勒及普裏茅斯弟兄們的影響中國內地會有許多的原則，是照著喬治幕勒在英國布裏斯多爾市（Bristol）辦孤兒院的模式。有一位作者這樣說，「如果戴德生是「信心傳教之父」，那麼喬治幕勒就是他們的祖父。」（Austin，第11 頁）。奧斯丁（Austin）也這樣說，「幕勒是對中國內地會這「小嬰兒」最慷慨的支持者，在他們最缺乏的三年中支付了他們所有的花費。」在1870 這十年內，幕勒平均每年交給中國內地會兩千英鎊 ── 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Steer，第231 頁）。弟兄會與戴德生的聯繫，其實比喬治幕勒還要更多、更廣。中國內地會原本在倫敦的理事會，有一半的成員是弟兄會的弟兄們，而且「最早支持他們的基督徒當中，絕大多數都是┅┅普裏茅斯的弟兄們。」（Austin，第11 頁）。

 

中國內地會的六個獨特之處中國內地會在許多面是獨特的。

 

第一，它的傳教士可以來自任何一個宗派，只要他們願意簽署一份簡單的宣言。

第二，它並不保證工人們會有固定的薪水，而是信靠主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所有收入都是共有，它也絕不舉債。

第三，它不會尋求財物上的資助。戴德生常這樣說，「神的工作是以神的方式去做，絕不會缺少供應。」

第四，在中國的工作不是由英國本地的理事會所決定，而是由戴德生自己帶領，而且至終要由其他在中國的領頭弟兄們所帶領。

第五，這一個組織讓福音前進到中國的內地，也就是還沒有人認識基督的地方。福音的迅速傳揚，使得戴德生堅持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中國全地繼續福音的開展，而他們的榜樣也挑旺了其他傳教團體的福音工作。

第六，內地會的傳教士必須穿著中式服裝，並且在中式的建築物中敬拜。他們也不會向西方強權要求保護。對戴德生來說，「忍受逼迫」要比「寫信給英國領事或上訴英國總督」要好上一萬倍。」（Bays，第61 頁）。

 

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進而開始了「信心宣教運動」（Faith Mission Movement）。因著它所設立的榜樣和影響，有超過四十個在同樣宗旨裏傳教的團體應運而生（Tucker，第289 頁）。 回到中國 ── 勞苦戴德生帶著一群沒有經驗的新成員回到了中國，沒有任何宗派在背後支持，也沒有明顯的財物資助。「所有的人原本都預計會有不幸的事發生，但是一件也沒有。在沒有武器，只有真理；沒有標語，只有愛的前題下，這些青年工人，兩個兩個的面對不可思議的艱難與反對，打進了中國的內地。」（Kane，第198頁）。 第一批志願者來到之後，戴德生緊接著開始了他醫療的工作。他每天在診所裏替超過兩百位病人看病。他為病人動的白內障手術，對當時的中國人是個神跡。戴德生對他們的魂也有許多的醫治。有一位中國人因著戴德生的傳講而得救，就留在他的診所，對所有等候醫治的病人傳講福音 ── 醫治靈魂的話語。 自身的代價戴德生與馬利亞，以及其他中國內地會的成員，所受的苦難是又多、又頻繁、又極其艱難。在1868 年的一次暴亂中，戴德生的家人幾乎險遭殺害。當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英國上議院馬上開始辯論，開放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傳道這件事，到底對英國的貿易有沒有幫助？這負面的新聞使得人們減少了對中國內地會的資助。就在這個時候，從喬治幕勒來的幫助和扶持，對於一個還在傳道初期的宣教團體就非常的重要了。戴德生自身所負出的代價也是非常的高。馬利亞在三十三歲時死與分娩，他們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活不到十歲。這些傷痛幾乎要使戴德生承受不住。他自己也生了病。有一次他回憶說，「一個人因病被關在屋子裏，是多麼的孤單啊！我是多麼想念我親愛的妻子，以及遠在英國的孩子們那活潑的腳步聲！就在那時候，主給了我一段非常真實的經文，「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一天當中，也許有二十次，當我心中的乾渴一回來，我就向祂呼求，「主啊！你已應許過了！你已應許我，永不再渴！」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這樣呼求祂，祂總是很快的來臨，滿足我悲傷的心！這樣的經歷多到一個地步，我甚至會想，那些我所寶愛，主從我身旁取去的人，他們享受主的同在，也許還沒有我在孤單的內室中享受祂的同在來的多。」（Taylor[2]，第200 頁）。

 

珍妮·法丁·泰勒（Jennie Faulding Taylor）在馬利亞去世的十八個月後，戴德生娶了珍妮·法丁小姐（1843～1904）。她本來是當年（1866）第一批搭乘茂密爾輪船來到中國的內地會成員。她全心支持戴德生的工作，他們倆的婚姻持續了有將近三十年之久。1877 至1878 年的大饑荒蹂躪著中國北部。人們急需救濟的資源，這也成了傳福音的一個好機會。戴德生卻在這個時候必須留在英國。中國內地會已經呼召了許多工人，但大多數的志願者是女性，她們需要一位元有經驗的工頭，而戴德生的妻子珍妮是最有資格的一位。他極力的鼓勵她擔負起這個責任。於是她暫且放下了病中的丈夫以及孩子們（包括她的兩個，以及馬利亞的四個），回到中國作帶領和救濟的工作（Tucker，第184 頁）。她是第一位深入中國內地的女性。在往後的日子裏，珍妮繼續和她的丈夫到處旅行、訪問，一直到他們的晚年。她在戴德生去世的前一年，在瑞士死於癌症。 中國內地會的進展直至1876 年，又有十八位新的傳教士抵達中國，使得人數達到了五十二位，也讓中國內地會占了所有在中國傳教士數目的五分之一。內地會的傳教士繼續不斷的深入更內部的地區，有一位元勇敢的傳教士甚至到了西藏。姊妹同工內地會傳教士的妻子也被他們視為「傳教士」。戴德生告訴那些傳教士「候選人」：「除非你認定你的妻子也要成為真正的傳教士，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妻子、家庭主婦、或朋友，不然請你別加入我們！」因為這樣，結了婚的姊妹們也必須學習中文，並且在合理的情況下擔負她們自己的工作。戴德生也實行了另一個大膽的策略，這個策略也飽受批評，就是差遣單身的女傳教士進入內地。單身的女同工在中國內地會是相當常見的。事實上，中國的女性比男性更對福音敞開。在當時採取性別隔離的中國社會裏，只有女性同工能夠與她們聯繫。到了1880 年以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中國內地會成員是女性（Austin，第16 頁），其中有許多是從美國的幾所學校，像是從慕迪（Moody）、皮爾遜（A.T. Pierson）、戈登（A. J. Gordon）、宣信（A. B. Simpson）等人所設立的聖經學院訓練出來的。單身的傳教士（包括女傳教士）必須在中國先花兩年的時間學習語言，也只有在完成這個訓練之後才能考慮婚嫁。同時，內地會也不鼓勵異族通婚。

 

第二個目標：七十！戴德生渴望看見更多的中國人得救。他在許多許多令人吃驚的祈求上信靠神。在1881 年，他向主求，三年內再給他七十位傳教士，至終他得著了七十六位。到了1882 年，中國十一個內地省分中，除了三個省之外，都有傳教士居住。「劍撟七傑」與中國內地會在1884 和1885 年間，戴德生與慕迪（D.L. Moody）配搭在英國傳福音，傳達當前在中國的需要。在這個時候，有一些優秀的劍撟大學生對這個呼召起了反應，把自己交給主在中國的行動。其中有施達德（C.T. Studd），他是英國國家板球（Cricket）隊中一位出名的隊員。接下來的幾個禮拜，又有六位年青人加入施達德的行列。從來沒有一個志願軍像「劍撟七傑」那樣引起大眾的注意。他們在校園裏巡迴作見證，在英國帶進了一次大復興。每天晚上都有幾百人因著他們對主單純又感人的見證而得救。他們的榜樣激勵了好幾百人加入中國內地會以及其他的宣教團體。當1885 年「劍撟七傑」抵達上海時，中國內地會已經有一百六十三位傳教士；到了1890 年，人數更達到兩倍。中國信徒的人數也在相對的增加，直至1889 年，在中國的更正教徒人數已達到了三萬七千多人。（Bays，第308 頁）

 

第三個目標：一百！1886 年底，戴德生向主禱告，祈求一年內再增加一百位傳教士。有一位資深的傳教士告訴戴德生，「我很高興聽見，你為著這麼大數目的傳教士禱告；但是很明顯的，你不可能在一年內得著一百位。」戴德生這樣回答他，「謝謝你的關心。我現在很喜樂，因為我知道，我們的禱告已經得著了答應。我非常有把握，若是你不介意，你將要分享那迎接第一百位傳教士來到中國的喜樂！」到了隔年1887 年的十一月，戴德生宣佈，已經有一百零二位候選人被選上加入這服事，並且有足夠的經費負擔他們來到中國的船費。 訪問北美到了1880 年代末期，戴德生的異象已在全世界喚起了人們的志向。在1888年，戴德生從英國返回中國，在途中訪問了北美。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戴德生於1888 年訪問北美，這次重大的訪問改變了信心傳教運動的歷史」（Robert，第185 頁）。戴德生的第一站是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區，由慕迪所帶領的特別聚會。這次的特會為著外地傳教團體創立了「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SVM）。他們的口號是：「在這個世紀福音化全世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學生志願運動」為了這個目標送出了超過八千位的工人。 戴德生之後來到加拿大，停留在尼加拉瀑布。這離他在英國布萊頓市沙灘上與主交涉的那一刻已有三十三個年頭。在尼加拉瀑布前，戴德生看到的不只是大水由瀑布奔騰而下。第二天，他在年度的「先知書論壇」特會上發表資訊，將中國的需要與尼加拉瀑布相比：「在中國有一個把靈魂湧進黑暗的尼加拉大瀑布。每天，每週，每月，他們都在死去！每個月有一百萬中國人沒有神就死去。」（Austin，Saving China，第6 頁）。當天，到場的基督徒奉獻了足夠八個工人生活一年的經費。換作是其他傳教團體的領袖，應該會因此而喜樂，但是戴德生卻沒有。隔天，他又發表了資訊，向他們挑戰：「有傳教士而沒有經費，這並不攪擾我，因為主絕對會照顧祂自己的孩子┅┅但是有經費而沒有傳教士，那就非常嚴肅了┅┅我們有經費，但是人在哪里？」於是許多志願者上前來，答應呼召。 內地會的傳佈1889 年戴德生再一次回到英國，被主的話再一次感動，就是向一切的受造之物傳福音（可十六15）。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畫，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聽到福音！根據這個計畫，中國需要一千位元新的工人。隔年，在上海的年度宣教大會中，戴德生發表資訊，要在未來的五年內呼召一千位工人。到了1895 年，就是中國內地會成立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六百四十一位傳教士，以及四百六十二位中國信徒作助手，散佈在二百六十個分會裏。他們分佈得很廣，也很稀疏，因為福音化全中國是他們的目標。中國內地會在當時是全中國的最大傳教團體。在十年後的1905 年，也就是戴德生去世的那年，中國內地會共有八百位工人，分佈在十五個省分，四百五十個駐地。 在戴德生的晚年，中國內地會開始向中國少數民族傳揚福音。他們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中找著了肥沃的草場。1904 年，巴勒（Samuel Pollard）開始在苗族中間做工，「那裏是所有中國傳教士駐地中最顯明、成功的一個」（Diamond，第147 頁）。1910 年，富能仁（James Fraser）也開始在中國西南與泰國邊界的苗族人中做相同的工作。 戴德生去世後，中國內地會繼續的成長。到了1914 年，以人數來算，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團體。1934 年更達到高峰，總共有一千九百三十四名工人（Tucker，第188 頁）。總括來看，在中國所謂「開放的世紀」中（1850～1950），有超過六千名工人在中國內地會事奉過。 義和團之亂十九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中國人民的仇外意識。這些保守派勢力，以慈禧太后為首，與那些傾向國家利益的現代改革派爭權，蠃得了上風，於是烏雲和風暴接踵而來。在內地會來到中國的三十二年來，從未有一位傳教士死於暴力。雖然偶爾也有房屋和財產的損失，以及人員的損傷，但是性命總是保守住。但是到了1898 年，第一位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為主殉道了！「這消息是何等叫人悲傷！」戴德生這樣寫到，「殉道者是有福的，但是對我們、對中國而言卻是悲傷┅┅不只是悲傷，更是不祥的兆頭，似乎神要以一種新的試煉試驗我們。」（Steer，第349 頁）。這個「新的試煉」就是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內地會的傳教士們，因著分佈在各個內地的省分，更是受害的物件。 於義和團之亂中為主殉道1900 年，因著義和團之亂，共有一百八十八名西教士殉道，其中還包括五十三名孩童。數以百計的中國信徒也遭殺害（Hefley，第40 頁）。那時，戴德生正在歐洲養病，呼召更多的傳教士。當他聽見自己所帶領的同工殉道的消息，他只能說，「我不能思考，也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戴德生對中國的心腸，在他對義和團之亂的賠償上清楚的顯明出來。八國聯軍打敗了義和團，西方強權強迫清廷對傳教團體的損失提出賠償。雖然內地會的損失最為慘重，戴德生卻拒絕提出任何的要求，或接受任何的賠償。他認為這是與福音背道而馳的。內地會的工作並沒有因著動亂而退後，反而更有動力的向前開展。接下來的十年內，工人的數目更增長了四倍。 戴德生的美德 屬 靈在倪柝聲弟兄的教會歷史鳥瞰裏，他提到戴德生，說他是十九世紀主所興起「許多屬靈弟兄們」中的一位，並且特別指出他的著作「聯合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提到他對基督有極深的經歷（Nee，第851～852 頁）。倪弟兄也說到，戴德生與宣信（A.B. Simpson）和戈登（A. J. Gordon）都看見了，基督徒應當回到使徒時代的經歷，憑信心而生活（Nee，第852 頁）。 寬 廣戴德生對中國的福音化，甚至比自己傳教組織的成長更為熱衷。對他來說，他的第一優先是中國，但是他也樂意見到，有的工人被呼召到其他國家去勞苦。戴德生也是一個有效律的管理者，也幾乎是自己一手把中國內地福音的門打開。他的第一考量是靈魂的救恩，學校和醫院是他第二個重點。 和 諧中國內地會是一個大而多元化的團體。傳教士來自英國以及許多說英語國家的基督教宗派，也包括從德國、瑞士、和北歐各國來的。「這麼一個大型、國際性、多種族、積極、意志堅強的傳教士團體，能夠達到且長久保持高度的和諧，實在歸功於戴德生那智慧、溫柔、卻堅強的領導能力。」（Kane，第201 頁）。 敬 虔戴德生是一個禱告的人，也是一個讀經的人。與他在一起的人見證說，他們天還沒亮就看見他房中的燭光。戴德生是這樣的忙碌，卻仍然找時間與神獨處。「沒有什麼更叫人吃驚了┅┅就是戴德生對禱告的倚靠，這倚靠又是在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需要上。他將重擔都擔在神的身上，祈求神的應許。」 勞 苦他的禱告也配上他專一的勞苦。他的兒子曾提到父親說，「他禱告的時候，好像每一件事都得靠禱告；他做工的時候，好像每一件事都得靠做工。」戴德生寫過一首詩： 誰說有安息？天上才有安息，地上沒有安息。去，去，去做我父的工！祂，那差我來者，定下了我在地的時間，分派了我當做的工。祂必賜夠用的恩典 ──為著做工、為著受苦，不是為了安息。天上才有安息！ 有一位加拿大人 ── 德拉波特博士（Dr. De la Porte），他觀察了戴德生之後寫到，「我見到他在天黑回家時的腿酸與疲倦，他的臉滿布著烈日曝曬過後的水泡。他會在極度疲憊的狀態下倒在床上，幾個小時以後又起身，面對另一個滿了艱辛的一天。我很清楚，他在中國人中間得著最高的尊敬，他做了極大的善工。」（Steer）。 關於教會戴德生的負擔是福音化中國，以及許許多多靈魂的得救，他從來沒有意思要組織一個「中國內地會宗派」，他的同工們所興起的會眾，也沒有被組織成一個「全國性的機構」（national body）。所以戴德生避免製造出一個「內地會宗派」，或是一個「中國教會」來。但是，戴德生也沒有興起一個真正的地方教會。在歷史上，每一個最先差派出去的工人，都有自由設立屬宗派的教會，像是衛理會、長老會等等。通常，從同一種宗派出來的傳教士會在同一個地區做工，所以宗派的區別也常是地區的分界（Kane，第201 頁）。這也意味著，西方宗派被移植到了中國。李常受弟兄有這樣的觀察，「我極為感謝戴德生的一生。我從他的一生中得著了許多幫助。但我們也必須領會，甚至在他身上也仍然存在著分裂的素質。」（Lee，主恢復的實行，第22 頁）。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在「教會」這件事上的作法，延遲了中國信徒在地方上領導能力的成長，使得「外國教會」（foreign churches）成為民族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攻擊的目標。 福音化中國！戴德生的目標是福音化全中國。他最痛心疾首的，就是到處都有因著缺乏認識而正在滅亡的靈魂；每一個小時有超過一千人死去，進入死亡與黑暗！所以他提出一個構想：「若是有一千位傳福音者，每人每天接觸兩百五十個人，三年就可以福音化中國！」這個構想很好，卻不一定實際。每天要接觸兩百五十個不同的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也許是這一個構想，使得戴德生把他的資源分散的太「單薄」了。同工們總是在「巡迴」的做工。「中國內地會」的英文簡寫 CIM，到後來被比喻成「Constantly In Motion」（老是在動）。來德里（Latourette）下了這樣評語，「中國內地會的主要目的不是┅┅建造一個中國教會，而是以最快的方式，將基督福音的知識傳揚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Tucker，第185 頁）。

 

宣教本土化？中國內地會把它的理事會設在中國，十分靠近它運作的禾場；然而帶領和決定權都在有經驗的外國傳教士手中，而非交托給中國信徒。在這件事上，內地會與其它的差會並沒有不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基本上，內地會的架構是由外國人在上層支配著（Bays，第308 頁）。 戴德生的著作除了翻譯寧波話的新約聖經，戴德生的著作都是以英文為主，以說英語的人為寫作對象。他的宣教著作有著雙重目標：第一、提供中國最新的消息給讀者，包括國家、人民、及福音的進展；第二、也是比較重要的，就是喚醒那些自滿自足、馬馬虎虎的基督徒，好履 .他們的責任。這也是他出版「中國的百萬人民」月刊的目的。從1875 年創刊起，都是由戴德生主編、監督、出版，一直到1895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珍妮·法丁也在這件事上幫助他。之後，他的妹夫布魯姆赫在倫敦提供支助。 戴德生的著作「中國的屬靈需要和需求」（China's Spiritual Needs and Claims）初版於1865 年。其他的書包括有「三十年後」（After Thirty Years），他的自傳「回顧」（A Retrospect），以及歌中之歌的注釋「聯結與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特別在這一本書裏，讀者不難看到他與主之間頂深的同行，以及他與基督的一致。 跑完了賽程1905 年，戴德生第十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到中國，於六月三日安息於湖南長沙 ── 中國最後一個向福音開放的省份，享年七十三歲。

 

他被安葬在第一任妻子馬利亞和四個孩子的墓旁。 墓碑上刻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 Nigel Tomes

 

考書目

1. 1. Austin, Alvyn, Saving China: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MiddleKingdom, 1888-195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6)

 

2. 2. Austin, Alvyn "Only Connect: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ransatlanticEvangelicalis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orth Atlantic Missiology Project,Position Paper #58,(1998)

 

3. 3. Bays, Daniel H.(edit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996.

 

4. 4. Diamond, Norma, "Christianity and the Hua Miao: Writing and Power" in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niel H.Bays(edit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996.

 

5. 5. Kane, Herbert J. "J. Hudson Taylor 1832-1905 Founder of the China InlandMission" in Mission Legacies, Gerald H. Anderson et. al. Eds. Maryknoll,New York, Orbis Books, 1994

 

6. 6. Nee, Watchman "What Are We?" in The Present Testimony(4), CollectedWorks of Watchman Nee, vol. #11, Living Stream Ministry, Anaheim,CA.,1992, pp. 843-60.

 

7. 7. Nee, Watchman, "The Rapture and the Tribulation(1)" in Notes onScriptural Messages(3),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vol. #19, LivingStream Ministry, Anaheim, CA.,1992, pp.501-16.

 

8. 8. Pfister, Lauren F., "Re-thinking Mission in China: James Hudson Taylorand Timothy Richar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orth Atlantic MissiologyProject, Position Paper #68, forthcoming in Andrew Porter, ed., ChristianMiss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High Imperialism, from Eerdmanns Press.

 

9. 9. Pollock, John C. Hudson Taylor and Maria -- Pioneers in China. Hodder &Stoughton, London, 1962

 

10. 10. Pollock, John C. "China＇s Millions" in More Than Conquerors, JohnWoodbridge(editor), Chicago, IL., Moody Press, 1992 pp. 50-55.

 

11. 11. Robert, Dana L. Occupy until I Come: A. T. Pierson and the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Eerdmans, 2003

 

12. 12. Steer, Roger J. 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 Carlisle, Cumbria, UK.,Paternoster Lifestyle, 20011

 

3. 13. Taylor, Dr. and Mrs. Howard.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The Growthof a Soul. Singapor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11.

 

14. 14. Taylor, Dr. and Mrs. Howard.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Mission: 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 Singapore: Overseas MissionaryFellowship, 1911.

 

15. 15. Further Reading: H Taylor & M G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Years(1912), and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Growthof a Work of God(1919); M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Believed in God(1929); A J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Century(7 volumes, 1981-1989).

 

16. 16. Photographs -- look in: Search for "Hudson Taylor" "China InlandMission" etc

 

17. 17. Internet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

 

Related URL : http://fionying.tripod.com/whole1.htm

 

 

 

 

 

宋尚節 (1901-1944）

 

「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腓三7）

 

1927 年，二十多歲的宋尚節博士乘船從美國返回中國，當船駛近中國的時候，他把在美國七年半期間所獲得的榮譽─金鑰匙、榮譽獎章和學位元文憑，全部扔到海中。在世人眼中，宋尚節可能是一個瘋子─在美國唸書時曾被關進瘋人院；放棄在學術上蜚聲國際的大好機會，甘願回國當一位生活僅足餬口的傳道人。到各地佈道時，每次在講臺上，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該喊則喊，當跳則跳，任汗水濕透藍布長衫，以致有人稱他為宋瘋子。縱然有人說他妖言惑眾，他也亳不避諱，照樣宣講十字架的道理及聖潔的真理。

 

 在中國教會復興史裏面，有兩位最特殊的人物，都是神特別興起的僕人：一位是從加拿大到中國來的宣教士古約翰牧師，另一位就是最著名的宋尚節博士。前者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裏面主領奮興佈道會于華北各省，包括東北在內；後者則是足跡遍佈全國及南洋各國，前後約十五年（三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首期）。他的果實今日仍存，對中國教會影響甚大。過去宋尚節的傳記都是以其工作為重心，但本書則以其日記為經緯，令人耳目一新，直窺他的內心經歷，更為感人。

 

在教會歷史中以日記留傳後世的，當推約翰衛斯理、喬治穆勒、大衛布銳納（David Brainard 向北美印第安佈道的宣教士）與本書。在神奇妙的保守之下，宋尚節的日記得以保存至今，我能在出版之前詳為閱讀，深為感動，又得靈性上的幫助。我十二歲時曾在青島聽他講道，今能執筆作序及書寫封面書名，更覺主恩及榮幸。最感人的當然是宋尚節的獻身給主。以他的才智（六年內在美國俄州讀完大學及化學博士學位，並榮獲金鑰匙。我曾到該大學圖書館看過他的博士論文），他本可在科學界有所成就。當時北平協和醫學院請他作教授，年薪一千八百元，他寧願作窮傳道，月薪數十元。神卻從各方面供給他一家一切的需要，並能照顧父母及幫助弟弟讀大學。他在佈道工作的初期就因工作過重而患了嚴重的心臟病，隨時可致命，但他將生命交托神，仍然大聲疾呼的佈道，寧願死在講臺上。神行了神跡醫好他的病。但神留下一根“刺＂在他身上：嚴重的痔瘡，時常發作，講道勞累時流出大量血膿，後來有瘺管十條之多，最長的約一尺，曾經六次手術，終不痊癒。他知道這是神的旨意，使他謙卑依靠神，使神的能力彰顯在人的軟弱上。他由一九三一年底開始，得到神賜給他特別醫病的能力，他常在講道之後，為數十或數百病人一一按手禱告，得醫治者以千百計，盲者明，跛者行，使敵對與批評者啞口無言；但他不高舉醫病，每為病人禱告前必要求其認罪悔改，將重點放在靈性的醫治上。他醫好了許多人，但主不醫治他的病，正如主藉保羅醫治許多人，卻不除去他自己身上的刺一樣。他曾看過數以萬計蒙恩者給他寫的信，有的是病得醫治，有的是靈性復興，有的是信主重生，有的是勝過罪惡，他在日記中摘錄了一部分，極為寶貴。 他有時在夢中禱告時說方言，有時在他講道後，會眾同聲禱告時有人說起方言；但他從不高舉方言，也不鼓勵人說方言，他始終不走靈恩派的路線，卻十分注重追求聖靈充滿，為要獲得愛心，和在傳福音，勝過罪惡以及過聖潔生活上的能力。當靈恩派的人想影響他時，他常回答說：“聖靈最大的工作是愛心、聖潔與傳福音的能力。＂

 

他為福音所付的另一個代價，就是每年外出佈道的時間常長達十一個月，當時中國內地的交通甚落後，旅途之苦，難以想像。他與妻子孩子相聚的時間很短。宋師母起初很不習慣這一種情況，她孤單難過的心情可想而知，加上兩個孩子相繼去世，更增加痛苦。每次回家短聚，都儘量和妻子一起查經、祈禱，鼓勵安慰她，幫助她瞭解這一切是為了背十字架。她漸漸體會，後來與他同心。在最後一段年月中，她成為他的同工。在教會歷史中，約翰衛斯理與近代普世宣教運動之父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都因時常外出佈道或工作繁重而不能多有時間享受家庭生活。 他另外一項貢獻就是每到一處領會之後，總組織許多佈道隊，經常出發到附近各處宣揚福音，而且定期聚會，見證工作的效果，大有收穫。我有一次到馬來西亞檳城去領會，得知那裏的佈道團每年年初都舉行禁食禱告交通退修會。他的事奉實在結出來許多長存的果子。 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清晨，行完人生的路程，八月十六日夜間，宋師母看見他在禱告，房屋內有奇異的亮光。他結束了竭力為主的一生，進入永遠的榮光之中，享受賞賜。 < 轉載楊牧師選文>宋尚節博士足令我們學習之處有很多，但在此我們只探討與他的佈道模式有 關方面。佈道畢竟是宋尚節博士最突出的強項。有許多值得我們深入尋思、探討、反省以及效法之處。 論到宋尚節博士的佈道生涯，他的幼年經歷固然對他有長遠的影響，但他靈命成熟，被神大用，乃是由他從美歸回開始。當他自美乘船歸回時，看見自己的同胞在船上抽大煙、賭錢；聽見一個外國人說:：「中國人比狗還不如。」之後，宋尚節在激忿與哀痛中，向神流淚禱告：「神啊！求你救我的同胞。」隨後他立志：「只要我的同胞得救，是死，我也甘心。」自此之後，宋尚節傳道的心志堅逾磐石，至死未曾稍減。宋尚節博士如保羅一樣，是一生只為一件事而活的人。你若問他：「你一生中最重要的頭三件事是什麼？」你將得到的答案就是：「佈道、佈道、佈道。」 1928 年宋尚節博士結束他在家鄉的短暫教學後(主要乃為父親與維持本身生活所需)，便正式啟動他的佈道生涯。

 

宋尚節博士的佈道，並非靠一己之勇；他十分善於與人配搭，多以團隊方式來作佈道工作。 1928 年宋尚節博士與三位同工及四位女生組織一個小佈道團出外佈道。 以後又組三人佈道團開始到各地循環佈道。從他的日記看來，宋尚節博士初期的循環佈道團並未有事前詳細安排他的佈 道地點。以致'有時在店舖前，有時在墓前'聚會佈道。他也不在乎會眾的多寡，尤其是查經會，他說：『聚會當不超過五十人，愈少愈妙。』 1931 年宋尚節博士開始加入著名的伯特利佈道團，與計志文、林景康、李道榮、聶子英組成五人佈道團，歷時三年，足跡遍佈十三省，行程約五萬餘哩，領會千次，聽道人數逾四十萬人，決志信主者約一萬八千餘 人。寫下中國近代佈道史上輝煌的一頁。 從宋尚節博士初期的佈道工作，即可看出他並非個人英雄主義者。宋尚節博士善於與人配搭同工，善用團隊動力。同時，宋尚節博士也總顧及後繼工作；每到一處佈道後便即刻組織佈道隊；其果效有二：一是動員多人起來繼續佈道，二是讓信徒藉著佈道而挑旺靈火，持久熱心。有些地方甚至在宋尚節博士離開後成立〈基督徒佈道團〉，繼續推動著當地的佈道工作。這是宋尚節博士佈道工作能留下長遠果效的原因之一。〈星洲佈道團〉、〈泗水佈道團〉，便是在宋尚節博士離世後仍恆久持續的佈道團體。 宋尚節博士雖以佈道為主，但他也不忽略栽培事工。1929 年開始他便'一面遊行佈道，一面組織遊行神學校'。1930 年，他把一百多個教會，分為十幾個訓練區；又舉行青年信徒訓練班。宋尚節不只關注佈道，也同時注重栽培信徒的靈命與教會的建立。這與今日的一些遊行佈道家的作風頗有不同。直到如今，宋尚節博士的佈道與栽培成果仍然可見。印尼的〈東南亞神學院〉、新加坡〈金煉靈修神學院〉皆因有感宋尚節博士佈道後，需要繼續訓練佈道工人而設立的神學院，迄今已超過四十年院史；此皆乃宋尚節博士的佈道工作具深遠果效之明證。

 

宋尚節博士為人十分謙卑，他常願意接受同工的意見、看法以及對他的指責。宋尚節博士只求佈道得人，對神對人他總持非常謙卑的心態。時不時仍自責，覺得自己還是不夠謙卑、不夠聖潔。他常覺得他的佈道未瑧理想，皆因自己未夠聖潔、未夠謙卑。宋尚節博士講道常叫人認罪，但他自己也常認罪。宋尚節博士的對罪的敏銳與認真，也是他佈道有力 ，有果效的一個主因。他在日記上寫著：「我所以得能力，是因為常悔改；並肯在人前認罪，不顧臉皮 。」他常說：「信徒的經歷是活的聖經。」可見他不只注意他的講道，同時也注重他的生活；以聖潔的生活來作為活的佈道講章。 宋尚節博士曾說：「傳道人不僅僅是傳道，而且要代禱；禱告比傳道更要緊 。」越到後期他越看禱告為聖工的首要。在他離世前三年，他在日記中寫道：「過去我看佈道工作很要緊，如今我看禱告比什麼都要緊。」他曾在山上與一些弟兄姊妹一起禱告113 天。有時禱告5、6 個小時也不覺太長。宋尚節博士有一次對神學生與同工講道時說：「如果沒有被聖靈充滿，不傳道為佳。」對此他有一妙喻：「傳道人未被聖靈充滿以前，只能抬人進天國，步步唯艱，亦抬不進；等彼被聖靈充滿後，有從主來無限的能力，神自運汽車送人進天國。」 聖靈充滿不單能使講道有力，並且靠著靈力，宋尚節常在聚會中為病人按手禱告，醫病趕鬼，神蹟奇事也常隨著他；以致在宋尚節博士的佈道會裡，皆有許多病人為求得到他的醫病趕鬼而湧來赴會。

 

宋尚節博士卻很清楚他的使命乃為傳福音，非為醫病，他說：「我非來醫病，乃為醫罪；唯在萬不得已時，才奉主名給人醫病。」那也是出於愛心的表現，而非以神蹟奇事來作為吸引人歸主的方法。論到愛心 ，宋尚節博士認為那也是最重要的。傳道能感人，在乎傳者有無愛心 。他說：「愛心到那一步，工作就到那一步。」又說： 「愛心越大，所作的事工就越大。」他認為聖工的價值，在乎裡面帶著多少愛心。他在《工人回憶歌》裡有一句如此說： 『回看以往所作聖工，雖是忙碌，缺乏愛心；受主懲治，忽然明瞭。主啊！還我起初愛心。』

 

當宋尚節博士脫離伯特利佈道團以後，連生活費都成問題；然而宋尚節博士卻不退反進，向神禱告 ：「主！你若用我個人作自由佈道，給我兩個憑據：1、在一個月內開五個省傳道之門；2、賜我八百元旅費。」神果然照他所求的給了 他 ；江蘇、安徽、山東、河北、浙江五省的門都為他打開了。1934 年1 月1 日， 宋尚節博士向神發出的新年祈願乃是求在一年內得十萬靈魂歸主。1932 年，他又向神要二十萬靈魂歸主。 宋尚節博士的勇氣，在日軍空炸中國時期，最為顯明。當中日戰爭爆發時，四境皆為逃難的群眾，而宋尚節博士卻仍按照他所定下的佈道行程出門佈道。其妻圖阻他外出，對他說：「這是什麼時候，還要出去？」他回答道： 「主要我去，我怎敢不去？」宋尚節博士就在日機隆隆轟炸的炮聲中，爬上火車的煤炭箱上按時出發。歷經夜宿無門、挨飢忍餓、土匪搶劫、炮火光中，冒著隨時喪命的危險，仍到每一個他所預定的佈道地點講道。聚會中時傳來空襲警報，會眾人心惶惶，宋尚節博士以主的應許安慰大家：「若中了炸彈，無異集體坐火車、火馬直昇天家； 倘若死期未到，必絲毫不損，有什麼可懼怕呢？」繼續聚會，結果平安無事。宋尚節博士的勇氣並非慷慨赴難的一時之勇；乃是能以從容歷險、無畏艱苦、堅持到底之勇！是教會歷史中少數的大丈夫、真豪傑！他的佈道成功， 一半乃因他本身的屬靈素質之高超。 與中國人向來所認為領袖必當是舉止穩重、言語深沉者的觀念相反，宋尚節博士的佈道方式非常活潑，多樣化，很有吸引力，甚具戲劇性效果。有位福建林弟兄在回憶宋尚節博士的講道場面時如此描述：『他從臺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聽眾的頭、頸、目光跟著他或左或右，跟著他唱，或舉手，或跪下。』有一次他在講臺上感到身體極其軟弱，覺得快要不支；然在而禱告後，他說：「我靠主在臺上拼命講，就在一蹦一跳之間，我的病立刻被主治好了。」由此想像宋尚節博士的"台風"必屬動作派無疑。 宋尚節博士在講臺上十分釋放，反應敏銳。有一次在一所中學講道後，心中有感動，便領全體唱「六月第七號，下午五點半，我將自己完全獻給主，永走獻給主。」調用《榮耀歸主名》。另有一次在講道中，看見有兩人半途離席想離堂，他便從臺上跳下來，拉他們回來繼續聽，『這樣沒有人敢出去了』。

 

宋尚節博士在講臺上善用實物教材是最令人樂道的一大特點。有一次講聖靈充滿，他搬了一個火爐到臺上，用扇子一搧，火花洴射，令在場的幾位官員受不了而半途退席。但那次的聚會聖靈大大作工，充滿神蹟。另有一次在仰光講道，請四個人上臺作實物教材，四人的心上各寫上「怒」、「賭」、「謊」、「驕」四字，台下會眾大為驚奇，原來他所寫的正是那四個人的主要罪徵！其餘如擲皮球、開小棺材等講道實物應用，早已聞名遐邇，毋庸再敖述。 宋尚節博士十分看重作見證的力量。他說：「我講道有時非常有靈力，亦有時感到枯乾。但一作見證，就有力量。」從他的日記裡，可以看見許多佳美見證，如雲相隨。可以得知在宋尚節博士的佈道裡，必充滿著許多有力的見證，令聽者受感而折服。 宋尚節博士佈道工作前後只有十五年，逝世時年僅四十三歲。但他如保羅般足跡遍佈所有他所能到的地方去傳福音。自中國東北至東南亞諸國，都留下宋尚節博士的福音鞋跡。歲月悠悠，自宋尚節博士離世距今已過半個世紀了。但直到今天，宋尚節博士的工作果效仍然結結實實。人們對他仍存著無限的、深深的緬懷與仰慕。是的，宋尚節博士在華人教會的歷史上，是前無古人，未見來者的。他的靈命可作我們的典範，他的佈道可作我們的楷模。宋尚節博士的人生猶如神跡般的劃過本世紀初的歷史長空，光輝烈烈，今猶可見。

 

 

 

倪柝聲（Watchman Nee, Henry Nee，1903-11-4 — 1972-6-1）

 

倪柝聲 是少有的一位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是他將中國的基督教早期福音的性質轉為追求屬靈生命經歷的階段，以及為著教會建造的方向。他寫的書已經長期穩占基督教書局一個位置；他於20 世紀初按照聖經榜樣恢復的地方教會，至今仍然繁榮興旺。他的人和作品，在中國教會史上留下了極重要的一頁，直到今天仍然可說是無出其右，並且留下了許多傳唱至今的詩歌。

 

倪柝聲是福建福州人，原名是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1903 年11 月4 日（農曆八月十五日）生於汕頭。他是海關官員倪文修（1877 年－1941 年）的長子，母親倪林和平（Peace Lin，1880 年－1950 年）畢業於上海中西女中（這是一所以英文水準高著稱的教會學校），性格剛毅，又曾因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而獲愛國勳章。父母都是美以美會天安堂掛名的教友，所以倪柝聲在嬰兒時期，就由美以美會的監督受洗。已故的祖父倪玉成（1840 年－1890 年）則是福州公理會最早的華人牧師。他六歲時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州，1916 年就讀著名的英國聖公會三一書院，接受西式教育，是一個名列前茅、有着遠大前途的優等生。

 

1920 年，他17 歲，還在三一書院讀書時，一位中國自由女佈道家余慈度（Dora Yu）來到福州，在美以美會天安堂傳福音，他母親林和平先接受了，他看到母親的改變，也去聽道，並且接受了福音，更願意終身奉獻，放下他的理想和計劃。並取了新名字—倪柝聲，英文Watchman Nee。他一度到余慈度在上海開辦的聖經學院受訓練，不久因「太愛世界」被余慈度勸退，回福州續完成他的課程（主修化學）。 受恩造就以後幾年勤讀聖經，博覽群書，一面從住在福州附近村莊白牙潭的一位走信心道路的年長的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裡得到屬靈上極大的幫助，被她屬靈的生活所折服（倪柝聲形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並因此接觸到英國弟兄會和內里生命派的著作。

 

1922 年，倪柝聲在福州開始跟海軍軍官王載開始第一次擘餅聚會，不久，王連俊、陸忠信、繆紹訓、王峙等相繼加入（後來福州教會的七位同工）。這批年輕人熱切地上街傳福音，很快建立了第一處脫離了宗派公會的地方教會— .福州教會，有幾百人在倉前山十二間排聚會。那時，倪柝聲初次結識後來成為重要同工的女傳道人李淵如，王載請她從南京來開復興佈道會。 倪柝聲反對跟隨基督教的傳統。他將每一項都與聖經核對。在丟棄不准確、不合乎聖經的教訓和實行。尋求的基督徒當中製造出尋求真理的空氣。不合聖經的外在實行也被調整。有些用辭，如「交通」「聚會」「弟兄」「姊妹」等，藉着倪柝聲的職事，現在都變成基督徒常使用的名詞了。倪柝聲的職事吹號反對公會以後，就沒有人敢以正面的意義使用「公會」一辭了。倪柝聲的職事反對公會的號聲，到今日仍給遠東所有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1924 年，倪柝聲反對王載接受上海宣道會守真堂美國傳教士伍柏萊的按立，獨自一人默默離開，隱居在郊區馬尾羅星塔，出刊《基督徒報》。並訪問馬來亞實兆遠，建立海外第一處地方教會。 中期：從上海到全中國1927 年，倪柝聲遷到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此後直到1952 年失去自由，這裡是倪柝聲的工作中心。在那裡他得到兩位重要同工汪佩真、李淵如的幫助，在地方立場上興起了上海教會的見證。1928 年1 月，他們租到位於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240 弄文德里的石庫門房子，在那裡召集了第一次的得勝聚會。講到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參加人員約五十人。各處地方教會的行政都是獨立的，由當地的長老們負責，上海教會最著名的一位長老是俞成華。不久，浙江省溫州平陽縣的陳欽法等人和江蘇省北部阜寧、淮安的吳微、季永同、邱日鑒等首先響應，脫離宗派，建立地方教會。1949 年以前，平陽縣約有一百處，蘇北約二十處。

 

1932 年，他去訪問山東時，在煙臺興起了北方第一處地方教會，並且得着另一位重要同工李常受。 沿海各大城市1935 年，煙臺和廈門、泉州特會之後，出現復興。在此前後，浙江省蕭山、紹興一帶，福建省福清、莆田，以及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與港口，如首都南京、杭州、天津、青島和北平，陸續都興起了地方教會的見證。他在各地的同工達到200 位。抗日戰爭期間，香港（魏光熹）、廣州以及內陸省份的漢口、重慶、桂林、昆明和綏遠省（1943 年煙臺教會大復興期間信徒移民建立）等地也興起了地方教會的見證。1942 年底，上海教會的長老們（李淵如、張愚之、俞成華、唐守臨、江守道等人）對倪柝聲幫助弟弟經營生化藥廠，引起信徒許多議論一事（「生話」藥廠）產生不滿，將其革除。在6 年時間里，倪柝聲停止了事奉。 恢復職事和南陽路會所1946 年—1947 年，李常受被請到上海和南京帶領教會。由於傳講「生命樹」等信息，兩地教會帶進復興。

 

1947 年底到1948 年初，李常受和汪佩真等人被請到南方香港、廣州、汕頭、廈門和福州帶領聚會。藉著李常受和汪佩真到福州的訪問，倪柝聲終於同意出來恢復職事。這時，福州教會原由王載帶領的津門路聚會所這時被吸引，接受倪柝聲的帶領，實行全體事奉傳福音，人數擴增了許多倍。倪柝聲將其在福州的三處祖產都奉獻出來，中洲房產改建為福州教會的第2 個聚會所，海關巷14 號房產改建為執事之家。 1948 年春，倪柝聲回到上海，表示他經營生化藥廠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來養活同工們。於是當年上海教會定罪他的人，特別是張愚之表示後悔自己過去的做法。上海教會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臨，杜忠臣，繆韻春，俞成華，許達微，李淵如，張光榮，朱臣，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等），聯名在敞開的門刊物上發表聲明：「對於倪柝聲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僕人。他雖然在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 人的什麼。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幾句不得已的話」，敞開的門第22 期）那時，上海教會大復興，人數從幾百人擴增到數千人，其中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占三分之一。於是信徒踴躍奉獻，建造了南陽路145 號聚會所，可容納3000 人。 又分為26 個「家」，信徒就近聚會。直到1958 年被政府關閉，併入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

 

1948 年和1949 年的夏季，倪柝聲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地鼓嶺他用經營生化藥廠的收入買下的房子里，舉辦了兩期同工長老訓練。內容有《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神話語的職事》《主工人的性格》《權柄與順服》《讀經之路》《教會的事務》《屬靈的判定與判定的實例》以及《初信造就》等。 大復興經過鼓嶺訓練之後，全國各地教會普遍大復興。在北方，張子潔帶領的青島教會信徒迅速擴增到4000 人，除了龍山路4 號聚會所以外，還分為20 個家聚會。各地紛紛新建聚會所，如福州教會的中洲聚會所和津門路聚會所、南京教會的鼓樓頭條巷聚會所、北京教會的寬街聚會所等。浙江蕭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陽，開辦農場，建立教會。 1950 年初，倪柝聲在香港的工作，帶進香港教會的復興，信徒擴增到3000 人，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會所。1950 年代，中國大陸約有700 處地方教會，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 萬信徒，其中近4 萬在浙江省。將信徒帶進屬靈倪柝聲非常強調屬靈。幫助信徒將魂與靈分開，學習照着靈，不照着肉體或魂，併在基督的死、復活和升天里與祂聯合，過得勝的生活。這大大提高了遠東基督徒生活的標準。在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屬靈人》、《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等。

 

在已過80 年的今天，遠東許多基督教事工者人都受其影響。華語世界大多數有心尋求的基督徒，都從他的文字得着屬靈的糧食和生命的供應。 建立地方教會由他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職事有一個清楚確定的目標，就是要建立地方教會（一個城、鎮或村只有一個教會）里團體的見證。他無論傳揚福音、教導聖經、造就青年信徒、帶領特會或訓練、並出版文字，都是為此目標。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工作的再思》《聖潔沒有瑕疵》《教會的正統》以及《聚會的生活》等。 兩個源頭倪柝聲閱讀了多達3000 本基督教歷代著作。其中對倪柝聲產生深遠影響的主要有兩個源頭：一個是英國弟兄會，或與弟兄運動（Brethren Movement）有關的，以達秘（J.N.Darby)和慕勒(G. Muller）為代表，以及馬金多（C. H. Mackintosh）、卡亭（G. Cutting）、開雷（W.Kelly）等。弟兄會的影響主要是在教會和解經、預言（特別是郭維德（R.Govett）、潘湯（D. M.Panton）和彭伯（G.H.Pember））這些方面。 另一個就是內里生命派， 諸如： 蓋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 ） 、賓路易師母（Mrs.Jessie Penn-Lewis）、慕安德烈（Andrew Murry）、史百克（T.Austin Sparks）等。

 

1939 年，倪柝聲曾去倫敦訪問史百克（T.Austin Sparks）。內里生命派的影響是在生命、基督、聖靈、人的三部分（靈、魂、體）、主觀的十字架和屬靈爭戰這些方面。失去自由1949 年，倪柝聲打發同工李常受去臺灣開展，自己則於1950 年3 月從香港返回上海，照顧大陸上的數百處地方教會。 1951 年倪柝聲被請去北京參加全國基督教會議。那時中共正在進行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同時在基督教內開展三自愛國運動和控訴運動。在土改中，鼓嶺房產被沒收，全國地方教會有上萬信徒寫信要求保留。1952 年4 月，（三反五反運動中）倪柝聲被秘密逮捕關押在東北，直到4 年後的1956 年（肅反運動中），才與在那一年1 月29 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 公開控訴。在控訴大會上﹐倪柝聲被加上一連串的罪名，批倒批臭：政治上無比反動，沒有站在堅決反帝的人民立場；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數目高得荒唐，甚至超過藥廠總價值），欺騙政府；生活上荒淫無恥﹐甚至有與女同工私通的電影膠片公開展覽。當時導致聚會處大量信徒受到打擊。許多基督徒不相信這些指控，並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海外地方教會人士﹐由於信仰的原因，至今沒有要求為他平反。倪柝聲被控訴、判刑之後不久，大陸基督教於1958年實行聯合禮拜。 有一些反對倪柝聲神學立場和地方教會觀點的人士，如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最近寫了「倪柝聲的榮辱升黜」，堅持相信中共1950 年代對倪個人道德的指控並非捏造﹐而地方教會受到的打擊出自神的審判，證據之一是王明道日記中，說他曾從北方地方教會的一位弟兄聽說「倪柝聲犯了罪」。證據之二是李文蔚(前北京寬街聚會處成員)的第二手資料。梁家麟則因出版此書，受到地方教會內外一些基督徒的多次批評和抗議。倪被判刑15 年，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以後一直沒有出獄。獄中他領導政治學習小組，因此沒有受到其他反革命罪犯一樣的遭遇。 1971 年，倪柝聲的妻子張品蕙因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在上海病故。

 

1972 年6 月1 日凌晨，倪柝聲在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監獄（屬於上海市管理）逝世。倪柝聲與妻子張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在當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會，原來可以容納3000 人的南陽路145 號聚會所，仍未歸還教會。在他的家鄉福州市，他獻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會所早已恢復聚會，福音仍然興旺。在福州郊外鼓嶺山上購買了傳教士別墅，1948 年和1949 年曾辦過兩次訓練，今天那裡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當年他在蘇北的主要同工之一季永同的兒子季劍虹，就是今天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主席。 在海外，不僅臺灣福音書房和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香港教會書室，基督徒出版社，還有許多其他基督教出版機構，還在大量再版倪柝聲的著作。在李常受的帶領之下，約興起了3000 處地方教會。先後離開李常受的江守道、陳則信、史伯誠等人，也相當尊重倪柝聲的職事，並且都寫過倪柝聲的傳記。受他影響的地方教會，多重視信徒的造就，也鼓勵信徒事奉。

 

倪柝聲主要著作早期

（1922 年－1934 年）•

《靈修指微》•

《十字架的道》•

《默想創世記》•

《默想啟示錄》•

《魂的潛勢力》• 

《認識神的途徑》•

《悟性的更新》•

《屬靈人》

（The Spiritual Man ） 寫於1927 年-1928 年病中，共三卷，

 

倪柝聲最著名的著作 •

《馬太福音查經記錄》•

《啟示錄的研究》• 《講經記錄》•

《福音問題》

 

中期（1935 年－1942 年）•

《聚會的生活》•

《教會禱告的職事》•

《歌中的歌》

 

論到屬靈生命的階段，在經歷方面相當之深•

《得勝的生命》•

《通問彙刊》•

《正常的基督徒信仰》•

《神的福音》•

《工作的再思》

（The Normal Christian Church Life）

 

關於教會實行的主要著作•

《敞開的門》•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The Norman Christian Life）

 

1938 年-1939 年旅行歐洲時用英語發表，是關於

羅馬書五、六、七、八和十二章•

《聖潔沒有瑕疵》

（《榮耀的教會》）•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說到信徒完滿經歷的三方面•

《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義》• 《

聖靈與實際》•

《坐行站》（Sit, Walk, Stand）•

《不要愛世界》•

《這人將來如何》

 

晚期（1943 年－1952 年）•

《教會的正統》•

《權柄與順服》

 

鼓嶺的訓練課程•

《初信造就》•

《教會的事務》•

《主工人的性格》

 

鼓嶺的訓練課程•

《神話語的職事》 鼓嶺的訓練課程•

《讀經之路》]] 說到42 種研讀聖經的方法•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

 

鼓嶺的訓練課程•

《屬靈的判定與判定的實例》•

《什麼是新約》

傳記•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臺灣福音書房，1992•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臺灣福音書房，2001•

江守道：《倪柝聲生平簡史》•

陳則信：《倪柝聲弟兄簡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

1984 香港福音書房，1973•

史伯誠：《倪柝聲殉道史》

，

美國：美國見證，

1995• 金彌耳（Angus I. Kinnear，史百克的女婿）：《中流砥柱—倪柝聲傳》臺北：

中國主日學協會，1977•

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香港:宣道出版，1970•

賴恩融：《中國教會三巨人》臺北：橄欖基金會，1984•

倪林和平：《恩愛標本》，上海:真如信心培孤所，1943

 

總論及分享

 

滿清政府被推翻後，竭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學，這給基督教許多的方便。地方上民智大開，人的眼光轉了，輿論也轉了。至此，外面的大環境改變，裏面的光景也改變；因此在中國的信徒中，有不少強的見證人被興起來。

 

主後一九○○年發生庚子拳亂，帶給中國召會一個大的轉機。 從一九○○年，義和團在中國殺害基督徒起，中國進入了第二個時期;從一九○○至一九二五年，神在中國興起許多人，主要有兩面的原因： 一面是因中國風氣大開，接受了西洋文化；另一面是，一九一一年滿清政權結束，人民的思想也為之一新，無論在文化、思想、學術、理論各方面，均大有改變。這是外面的環境，我們雖然不太注重這些，但這無疑與神的召會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關係。我們都得承認，無論栽種甚麼樣的種子，其生長不僅依據種子本身的條件，還要考慮土壤、氣候、陽光、雨水等外在因素。神這生命的種子，是最上好的種子，藉著福音的傳揚，散播到中國這塊土地；但這種子的發展，卻有待環境和土壤的配合。雖然中國守舊和故步自封的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變，但當時中國社會的輿論和民間的風氣，的確有了很大的轉變。這促使許多見證人興起。

 

神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可以回溯到一八五○年。從一八五○年到一九○○年這半世紀問，主實在恩待了中國，有相當好的傳福音者來到中國。在此之前，馬禮遜約在一八○七年來華，那時只能勉強傳一點福音，並不能說是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乃是到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他在一八六○年左右到了中國；當時福音的工作，的確有好的開頭。我們若讀戴德生弟兄的傳記，不得不承認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國傳福音的人。其他如郭顯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他們也實在愛主，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為福音擺上；他們無論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見證。他們都單純的為著福音，不為別的。 因著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國內地，福音普及到許多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時，他們在山西的工作相當有成效，一直擴展到西北。他們把美好的福音種子，種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那純潔的種子，一點沒有藉著辦教育、辦醫院等，有其他攙雜的成分。所以到了庚子年問，可說甚至撒但都「眼紅」，便興起義和團起來迫害。這件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義和團有正當的藉口，但是撒但卻藉此殺害了許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藉此作了煉淨的工作，並繼續不斷的興起人來。

 

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節錄自 < 復 興 華 人 國 際 事 工>擴闊中國教會領袖的世界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中國教會需要知道她是基督身驅裡的一肢，既然是身體的一部份，中國信徒就必須明白神對普世教會的整體計劃，才能與各方各族的教會彼此搭配，在全地擴展神榮耀的教會。基於需要，致力協助中國教會擴闊視野、胸懷普世，最終接上國際的軌道，明瞭神對全地教會的心意，共同成就神在末後的計劃。

 

華人的興起有神深遠的目的今天的華人在全球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無論在經濟，或是在政治的範籌，華人社會均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深信華人的興起是有神深遠的目的，華人教會需要快快起來，尋求神對她的命定，以致信徒們不會在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中驕傲自大，迷失方向，虧負了神對中華民族的洪恩。協助中國教會的牧者，遠赴海外，參加不同類型的聚會，學習教會合一更明白中國教會要走向世界宣教的實況。從今以後，再不會像井底之蛙，只顧自身教會的需要，忽略與眾教會的連結。 神的心意是要叫華人擴闊視野，胸懷普世，與各方各族的肢體連結 ，成為萬國的祝福，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同工的不辭勞苦，在中華大地上風塵，不為名利，只望與主攜手，建造祂的國度。 

 

 

 

作宣教士的條件

我有作宣教士的條件嗎？ 要成為一名宣教士，是否需要有特定的要求呢？如果有人感受到有從神而來的呼召，這就足夠嗎？是否需要更多的確据？那些心踏上宣教工場，卻因沒作好準備而只能維持數月的人又如何呢？他們沒有計算代價，因此他們不符合作宣教士的資格。 宣教士的呼召通常由蒐集資料開始，從而你會有更多了解，再導致認識宣教的意義。在整個過程中，神會賜給你確据，印證這是你值得委身的可能。當與別人分享蒙召的確据時，會查考聖經及祈求聖靈的引領。當然，如果神要你成為一名越洋的宣教士，這將會成為你的一個信念，此信念會引致你的委身，繼而是義無反顧。 在自願前往世界各地宣教的人中，每五十人約有卅八人會在未開始時便已放棄，換言之，只有十二人會成為準宣教士。這是當時的統計數字，不知道現今的情況如何，但相信可能會更惡劣。而在這十二名準宣教士中，又會再有四人退出，在最後關頭時又會另有四人放棄。能成功地進入宣教工場服事的只有三人，但三人中又會有一人在第一任期未完結之前便已退出工場回國；又有一人離開工場一段時間後便會轉做其他工作；只有一名可以成功地安頓下來繼續拓展宣教事工。換句話說，每五十名回應神的呼召作宣教士的人中，只有一名能成功地投入宣教事工。 我有資格做宣教士嗎？答案是：耶穌將自己完全交在父神的手中，一個全心全意的宣教士亦會如此。要符合作宣教士的資格，便要接受馬太福音十六章廿四至廿五節所說作門徒的條件。「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你想成為一位宣教士嗎？你必須做三件事。 1. 首先，就是要放棄對自己的主權；其次是背上十字架，即是每天不斷要忍受令你厭煩的鎖碎事；然後第三個條件就是要跟從，你必須跟隨主的旨意前往任何一個衪要你去的地方。 作門徒的首要條件最艱難，是甚麼條件？就是要放棄個人的自主權。要有捨己精神，不再思念自己的喜好，步出安樂之窩，不堅持己見地服事主。讓神作自己生命的舵手，任由祂發號司令，我們的責任就是對神順服，不作任何質疑。 2. 要背上十架。在耶穌那個時代十架乃是酷刑的工具。它代表著受苦，其意義怎能被抹殺？但作為一名初出芧蘆的宣教士，你可有預計受苦嗎？而那些苦難足以讓你在家書中述說英雄式而戲劇化的殉道故事？這類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極低，反之神很可能會以枯燥無味的細微責任臨到你身上，以極之細小的事和不獲別人讚賞的瑣事來試驗你的委身。 3. 跟隨神的旨意，這表示要堅毅不屈的忍耐。你要步步為營地去到被差派的地方，不計較別人的感謝，欣然地完成主所託負的任務。當想到宣教士的退縮率時，心裡真是悲哀。出發時神采飛揚，滿腦子宣教生涯的多姿多采，但在六個月、一年或兩年後他們就放棄了。 你是否符合過宣教士的生活呢？它並不是輕鬆愉快的享受，年青人應當面對現實、明白這並非只是光彩開心的玩意，但它會有一些美好的獎賞。主會指引你的路，作宣教士是一個奇妙的呼召。

 

李廣程 ( 於2014年澳洲悉尼市再整理)